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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品牌在华关店成潮 媒体称曾把中国当印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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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港媒评奢侈品大牌在华关店潮:曾把中国当印钞机   港媒称,在广州市中心的越秀区,丽柏广场是奢华的象征。  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12月4日报道,那之后,LV在另外两个内地城市,哈尔滨和乌鲁木齐,又各关了一家门店。  公司称,关闭门店是“营销策略调整”的一部分。  这个策略恰好也被其他许多国际奢侈品牌所用。  报道称,在中国急速扩张10年之后,许多此类大牌都正在减少他们在内地的门店,以适应经济放缓、持续反腐、中国消费者越来越多地到海外购物影响下,热度下降的市场。  总部在上海的市场研究机构财富品质研究院预计,今年,内地奢侈品销售只会增长3%到258亿美元,比正在复苏的环球市场11%的增速要低多了。  该研究院还发现,虽然中国人消费了全球46%的奢侈品,在本市场所购买的只占全球销售的10%,比2012年时的11%和2013年时的13%都有所下跌。  疲弱的增长反映在奢侈品牌的扩张计划上,它们开的新店越来越少,关的旧店则越来越多。  在过去2年中,巴宝莉(Burberry)已经关闭了4家内地门店,蔻驰(Coach)关了2家,爱马仕(Hermes)关了1家,阿玛尼(Armani)5家,普拉达(Prada)则从49家变成33家。  地产咨询公司莱坊上海的Regina Yang说,这种趋势会持续,尤其是在较小的城市。  “现在奢侈品牌不需要在一个城市里开两三家门店。有三家店的会减到一家。”  相似的情形也出现在香港,这个城市对内地游客严重依赖。  今年8月,手表品牌豪雅表(TAG Heuer)关掉了它在铜锣湾的门店,蔻驰则关闭了在中环的旗舰店,他们都说是因为租金太贵而内地游客不断减少。  财富品质研究院院长周婷说:“开店不再是国际奢侈品牌在中国市场扩张的方式了。在未来两年,我们预计这些品牌会比过去关闭更多门店。”  “但如果你认为奢侈品牌在中国采取的完全是防御策略,你可能就错了。关店只是他们在中国进行的全面策略调整的一小部分。”  报道称,在关闭较小的、业绩较差的门店的同时,这些顶级大牌也在投入更多资源,以升级和扩张其他门店,甚至跨界进入不同领域。他们也在建立电商频道,缩小产品在中国和外国市场的价差。  周婷说:“过去,外国奢侈品零售商将中国市场当作印钞机。他们忙着把店开到更多城市。但他们提供的顾客服务和购物体验,远远比不上他们在欧洲的门店。现在他们不得不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第一批奢侈品牌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它们大部分都在大城市的五星级酒店和高级商场开店,目标客户是外国商人、海外华人和政府官员。  2004年,中国政府放松对外国零售商的限制,过去依赖本地经销商的奢侈品牌开始直接参与销售和扩张到商场。  黄金时代在大约2009年的时候到来,富有的中国消费者开始把钱花在高端皮革产品和珠宝上,让中国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奢侈品市场。  受到中国市场的快速增长和巨大潜力鼓舞,奢侈品零售商争先恐后地开店。  环球咨询公司贝恩策略顾问(Bain & Co)估计,2010年1到8月,15个奢侈品牌开了超过80家新的门店。  大品牌的高速扩张也受到商场数量增长的驱动。  地产代理戴德梁行/高纬环球中国的零售服务主管Kenith Kong说:“二三线城市的发展商通过提供非常灵活的租约,吸引大品牌进驻。”  报道称,中国奢侈品市场的分水岭出现在2013年。中国政府启动大规模反腐行动,禁止政府官员收赠礼物。这些开销过去是国内奢侈品消费的主要推动力。  最近,海外购物的快速增长也让零售商们非常担忧。  中国消费者比过去更频繁地出国旅行。现在,他们超过70%的奢侈品开销会花在欧洲、北美、日本和其他价格更低、选择更好、服务更加的国家。  这种需求甚至催生了“代购”,他们通过从外国购买产品,再卖给在国内的客户赚钱。  这些变化都推着奢侈品零售商不得不改变他们的商业模式。  环球地产代理世邦魏理仕研究部主管Frank Chen说:“最近几年,我们注意到,大型奢侈品店的比例有上升的趋势。”  世邦魏理仕发现,2013年1月到2015年7月之间,在8个主要城市,四分之三的奢侈品店的重新装修都是扩张工程。  该公司指,楼面面积超过800平方米的奢侈品店的比例,从2013年的18%,上升到2014的22%。  今年2月,路易威登在北京国贸的门店升级开业。 3000平方米的门店不仅提供各种定制服务,还有书店、艺术展厅和茶艺区。  7月31日,路易威登在杭州西湖岸边开了一家门店,以从不断增长的旅游市场中分一杯羹。  在讨论创新策略的还有古驰(Gucci)。该品牌在上海的iPAM商场开了一家餐厅1921 Gucci。  范思哲(Versace)在上海最昂贵的商场港汇开了一家咖啡馆,巴宝莉的第一家美容院也开在这个商场里。  同时,爱马仕、阿玛尼、D&G预计都将在内地开餐厅和咖啡馆,创造新的收入增长引擎。  世邦魏理仕的Frank Chen说:“这些策略创造以体验消费为基础的新的盈利模式,通过吸引更多购物者在它们的店里逗留更久,还可以增加实体商品卖出去的机会。”  在减少实体店的同时,奢侈大牌也在拥抱电商。  今年10月,卡地亚(Cartier)的中国购物网上线了。一个月之前,蔻驰也暌违3年之后,重返天猫商城。  其他品牌,比如巴宝莉、豪雅表等,都在与本地电商巨头合作,比如阿里巴巴的天猫,以及京东,以在官网之外提供其他网络销售服务。  周婷说:“许多奢侈品牌都已经开始缩小商品在中国和其他市场的价差。”  “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建立一个全面的全球定价体系,以及为他们将来的网络扩张做准备。

本刊记者 孙爱民实习生 池文丽/文  因为得了肺炎,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居民朱易(化名)才想起来带六个月大的儿子去打肺炎疫苗。  原计划等孩子1岁以后再注射肺炎疫苗,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朱易追悔莫及,儿子肺炎康复后一个月,立即四处打听肺炎疫苗,可当时,深圳市公立医院针对2岁以下儿童的7价肺炎结合疫苗已售罄。  “我在小区附近方圆几十公里的大医院、社区医院都打听了一遍,都说7价疫苗没有货了。”朱易对肺炎心有余悸,不敢大意,只好联系在香港的朋友帮忙挂号、安排行程带儿子去注射肺炎疫苗。  2015年10月中旬,朱易的儿子在香港完成了3针肺炎疫苗注射,“花了2700港元,每次交通费是100港元,算起来跟国内疫苗价格差不多”。  在一些妈妈圈社交网站上,带孩子到香港注射肺炎疫苗成为热议话题。原因是,今年4月,作为中国唯一针对2岁以下婴幼儿的肺炎结合疫苗——“沛儿”的供应商,辉瑞中国宣布暂停该疫苗在中国的业务:不再继续供货,撤掉原有200多名员工的营销部门。半年多以来,全国各地相继出现该疫苗断档的状况。  “沛儿”断档,新的替代品尚在临床试验阶段,上市时间难以预测,而同规格的国产疫苗与“沛儿”的替代品相比更是遥遥无期。数千万2岁以下中国儿童失去了本来拥有的选择最佳免疫注射计划的机会,而这种情况或许将持续数年。  与朱易同城的施秩兰带孩子去香港之前,先通过微博和网页搜索到目标医院的电话,做过咨询之后进行了预约。第一次带孩子到境外注射疫苗的施秩兰还是不放心,又在微博上与网名为“疫苗与科学”的专家进行了详细咨询。6月中旬,施秩兰带孩子赴香港医院打肺炎疫苗,体检加接种平均每一针770港元。  住在哈尔滨的一位妈妈为了儿子免遭肺炎侵害,与朋友组团到香港注射了肺炎疫苗,“往返交通一次大概2万元,两针花了3000港元。”  带孩子赴港注射肺炎疫苗,并不是一种时尚,而是一种无奈之举。  从今年上半年开始,国内唯一针对2岁以下婴幼儿接种的7价肺炎结合疫苗相继在大部分地区缺货,部分仍有存货的私立医院也将注射费用炒至万元以上。  “断档”的疫苗名为“沛儿”(Prevenar,全称是7价肺炎球菌荚膜多糖结合疫苗),由美国辉瑞制药公司旗下的惠氏公司供应。  辉瑞中国企业沟通部总监席庆瑞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在中国的进口许可证已经过期,并且提交的续期申请未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下称食药监总局)的批准,“沛儿”在中国的供应停滞,7价疫苗的替代品13价肺炎球菌结合疫苗在中国仍处于临床注册阶段,该产品上市日期还难以预测。  7价肺炎结合疫苗(Prevenar-7)与13价肺炎结合疫苗(Prevenar-13),均是针对2岁以下婴幼儿的肺炎球菌结合疫苗。后者是前者的升级版,覆盖了最常见的13种血清型肺炎球菌,覆盖率高达73%,可预防肺炎球菌所引起的疾病,包括肺炎、中耳炎、败血病及脑膜炎等。  二者共同的敌人肺炎球菌,是2岁以下婴幼儿的健康大敌。  1881年,科学家分别在法国和美国患者的痰液中分离出肺炎球菌,这种细菌定植于呼吸道黏膜上,可引发侵袭性肺炎球菌疾病和非侵袭性肺炎球菌疾病。  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显示,肺炎球菌导致的侵袭性肺炎每年使160万人死亡,其中包括100万5岁以下的儿童。它也是导致中国儿童和老年人发病和死亡的重要病原菌之一。中国1月龄至59月龄儿童每年有174万例肺炎球菌疾病,其中3万例死亡。  由于幼儿免疫功能不完善,患上肺炎的几率很大,且重症肺炎病例多,致死率也很高,相比较大年龄段的孩子来说,在婴儿阶段,由肺炎链球菌引起的细菌感染性肺炎发病率更高。  北京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的一项研究显示,研究人员对2007年1月至2009年1月儿童下呼吸道感染的痰及咽拭子培养结果进行分析,发现肺炎球菌的检出率为15.64%,是最常见的病原菌。  在疫苗出现之前,人类对于肺炎球菌只能被动治疗。但如今,肺炎球菌对目前抗菌药物产生了耐药性,在5岁以下儿童和65岁以上老龄患者中,肺炎球菌性疾病的病死率仍高达50%。  Prevenar-7的面世,是预防该疾病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于2000年在美国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上市,同一年入选儿童免疫规划。2008年10月,Prevenar-7登陆中国,取名“沛儿”,全国近60个城市的疫苗接种点可以接种。  然而,自从2014年1月份最后一批7价肺炎疫苗之后,惠氏再也没往国内出过货。最后一批7价疫苗将在2016年5月以后过期,如果没有相应的措施,届时全国2岁以下的儿童将没有肺炎疫苗可打,而这种状态有可能持续四到五年。  “沛儿”的注册证于2013年5月12日到期,辉瑞公司于2012年11月就提交了进口再注册申请,未获批准。席庆瑞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未透露再注册未获批的原因,并表示辉瑞中国已经在今年上半年撤掉了“菲儿”在中国的营销团队。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对《财经》记者分析的原因是,食药监总局认为现在各国已经普遍在使用13价疫苗,再注册7价疫苗意义不大。  辉瑞的13价肺炎结合疫苗已经在120多个国家普遍使用,完全可以进入中国市场来取代7价疫苗。不过,按程序,13价肺炎结合疫苗进入中国市场前还得做三期临床试验。席庆瑞称,在准备进入国内市场后,13价疫苗的临床试验从2012年便开始进行了,“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对此,一位免疫系统人士分析,食药监总局拒绝“沛儿-7”的合格证书再申请,并迟迟不予批准“沛儿-13”疫苗,或许是要为国产13价肺炎疫苗争取时间。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疫苗研发企业难以在肺炎结合疫苗上有所建树。不同于普通化学药品的研发,肺炎疫苗是一个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的领域。  目前,肺炎球菌疫苗有两种工艺:第一种是多糖工艺疫苗,就是用肺炎球菌细胞壁表面的多糖做的疫苗,比如默沙东生产的23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覆盖了90%的侵袭性肺炎球菌血清型,但对婴幼儿效果不好,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尚未发育成熟;第二种便是结合工艺疫苗,是把细菌细胞壁表面多糖和蛋白载体结合,这种疫苗适用于全人群,弥补了多糖疫苗对婴幼儿效果不佳的遗憾。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主管医师陶黎纳分析,结合疫苗针对的菌型越多,保护效果就越好,但其副反应可能越大,技术难度和生产成本也越高。“每个菌型的多糖成分性质上都略有差异,那么多型别要结合一个蛋白质或者载体,温度、时间、PH值不一样,都会有很大的差异,需要反复调整。即使是单个型别成功了,合在一起又是另外的技术难题。”  13价肺炎球菌结合疫苗正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疫苗之一,该疫苗的制备过程包含13种血清型多糖、1种或多种载体蛋白的培养及纯化。  “13价肺炎球菌结合疫苗开发过程中在制备工艺、质量控制、临床前动物上的免疫效果评价和临床效果评价等方面都有一些技术难点,并且各个阶段工作量都很大。只有有限几个公司能够开发。” 北京科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研发总监高强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国内有四家企业研发的13价肺炎疫苗已进入临床申报程序,北京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云南玉溪沃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先后获得食药监总局颁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然而,在陶黎纳看来,尽管取得了临床批件,距离产品上市至少还需要五年的时间。  按照国内疫苗上市的流程,研发企业在获得临床批件后,要在三年内开展I期—III期临床研究;在临床试验通过后,进行试生产与正式生产、完善生产工艺和质量标准及其检定方法后,申请生产批件,同时按有关规定完成临床试验、制品长期稳定性研究和国家食药监总局要求进行的其他工作。  之后,疫苗企业需要申请GMP证书、产品批签发证书,若产品上市后有工艺变更还要进行备案或者补充申请;在产品上市销售后,还要进行IV期临床研究与ADR不良反应监控。  肺炎疫苗产品本身的工艺复杂,批间差异较难控制,而且疫苗成分相比一般疫苗要复杂,发生一般性副反应的几率也大。这些都会给药监部门带来很大的监管压力,从临床、生产批文、GMP到批签发,每一步都可能会比一般的疫苗品种走得更为艰难。  上述业内人士也称,难以预测中国儿童什么时候能注射上国产的13价肺炎疫苗。“在中国,即便拿到生产批件,与有生产能力是两回事;看到临床受理,公众就更没有必要那么激动,肺炎疫苗的产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且远比一般疫苗品种的路要长得多。”  “沛儿-7”已经在中国退市,“沛儿-13”的上市尚无时间表,国产13价疫苗遥遥无期,中国针对2岁以下婴幼儿的肺炎结合疫苗面临长期的断档,谁之责?  在疾控中心工作的陶黎纳,近半年感受到了不少家长的抱怨,“没有疫苗可打,上海的儿童家长都把怨气算在了疾控中心头上”。  按照《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规定,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全国疫苗的质量和流通的监督管理工作,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制定本地区第一类疫苗的使用计划。后者的工作人员向《财经》记者表示,该部门不负责像肺炎疫苗这样的二类疫苗的统筹与调配。  《财经》记者向食药监总局发去采访函,询问2岁儿童肺炎疫苗断档的状况,以及13价肺炎疫苗的审批情况。负责新闻宣传的工作人员表示12月15日已将采访函转至有关司局。  然而,截至记者发稿,尚未收到回复。  上述疾控系统人士抱怨,肺炎疫苗断档的事,食药监总局应该负主要责任,“他们没有考虑到市场的需求,没有制定一个应急方案,让几千万儿童家长失去了选择的机会,不让这些儿童注射世界上其他地方都公认的合格疫苗,是很不合理的。”  据《财经》记者了解,WHO在对辉瑞13价肺炎结合疫苗的立场书中认为,目前已上市的肺炎球菌结合疫苗是安全有效的;新的肺炎球菌结合疫苗所覆盖的血清型要多于最早获批的“沛儿-7”。并提出建议,全球各国均应将肺炎球菌结合疫苗纳入本国的儿童免疫接种规划。特别是那些儿童死亡率高的国家,应该将引进多抗原肺炎球菌结合疫苗作为国家免疫规划中的高优先项目。  中国在以前也出现过疫苗断档的事件。2010年因《药典》修订,葛兰素史克公司的麻腮风疫苗、水痘疫苗,巴斯德公司的狂犬病疫苗等,都因为不符合《药典》对疫苗某些指标的规定而退出中国。  对于目前的状况,陶黎纳建议,审批部门为肺炎疫苗的审批开辟绿色通道、加速审批,“食药监总局对于要批的把关趋于严格,但对于疫苗可以网开一面,毕竟中国的疫苗领域相对还是比较规范的,而且沛儿-13已经在国外上市了”。  不过,在无国界医生病者有其药项目主任陈又丁看来,疫苗领域内的垄断使得全球疫苗供应处于一种不安全的状况,“总是有三四家跨国药企垄断大多数疫苗的大部分市场”。  《财经》记者查询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的批检批签发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共批签发“沛儿”疫苗534366。如果按中标价格680元计算,“沛儿”仅在2013年便为辉瑞取得了3.98亿元的销售额。  全球目前有70多家疫苗生产公司,而其中中国有40多家。陈又丁表示,中国是最有实力、最有潜力打破垄断的国家,应该改变疫苗的供应格局,打破垄断。  “在保证疫苗的安全性与有效性的前提下,食药监总局应该鼓励竞争者,为急需的疫苗审批提供绿色通道,加快审批程序,保证药品的可及性。”陈又丁说。  原标题:肺炎疫苗断档  本文刊发于2015年12月21日出版的《财经》杂志责任编辑:

原标题:黄洋之父:案子了结,失去孩子痛苦很难结束  备受社会关注的“复旦大学医学院学生投毒案”尘埃落定,罪犯林森浩今天被依法执行死刑。这个结果,受害者黄洋的家人等了两年。  今天,新京报记者专访了黄洋的父亲黄国强。至今,黄国强仍然不能接受独子去世的现实。他说他不原谅林森浩,但不怨恨林森浩的家人。  面对未来,黄国强说,“没什么长远的打算,走一步看一步吧。”      新京报:林森浩被执行死刑,这个结果,是你等待了3年多的“公正的判决”吗?  黄国强:这是法律判的,是公正的,这个结果我不意外,算是对黄洋亡灵的告慰,对我和他妈妈来说是慰藉。  新京报:听到这个消息后,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黄国强:最先告诉了黄洋的外公,老人家92岁了,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他听到后也踏实了。  新京报:如果让你用几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3年的感受和经历,你会想起哪些词?  黄国强:恍惚吧,不能回忆这种经历,到现在也不能相信这个事实(黄洋被毒死)的存在,觉得孩子还在,但又不能不面对。  新京报:此前死刑核准的阶段,对于你而言是不是等得太久了?  黄国强:太久了,一年多了,过程相当痛苦和煎熬,总在想,这个事情(死刑核准)怎么到现在还没下来。  新京报:担心结果发生变化和反转?  黄国强:这个没有担心过,因为我们经常打电话给法院的主管法官,他们回复说要相信他们会依法办事,我也确信。  新京报:对你来说,这场痛苦的经历了结了?  黄国强:(案子)算是一种了结吧,但失去孩子的痛苦很难结束,现在看着黄洋的照片,都会想到他在医院的那十多天,病情一天天恶化,我又做不了什么,觉得愧对孩子。      新京报:上海复旦大学177名学生曾联名要求为林森浩免死,对你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现在释怀了吗?  黄国强:过去有很多人给林森浩求饶,当时很不能接受,现在也不在意了,毕竟很多人站的角度不同,对案件侦破、审判的情况不了解。  新京报:昨天林森浩的叔叔去过你在四川荣县的家里,他们希望求得你们的谅解。  黄国强:我去了乡下,没有见他,我不能原谅,因为从黄洋中毒到去世,对我们的打击太大,他(林森浩)的手段太残忍了。  新京报:这几年里,你的心里有没有想过原谅林森浩,哪怕是一闪念的?  黄国强:没有,想起黄洋在医院的情况,就很难原谅。黄洋在抢救阶段,林森浩几次去看望他时都知道他的病情,但一直不说出实情。这让我怎么相信,怎么原谅?  新京报:你曾说过,只怨恨林森浩一人,不怨及他的家人,现在也是这样的想法吗?  黄国强:现在还是这样,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毕竟罪是林森浩犯的,也不是他父亲,一审、二审我都是这个态度。  新京报:至今,和林森浩的父亲好好交流过吗?  黄国强:一审后在上海一个小旅馆里,我看见他了,没怎么说话。后来他也来过荣县,我们也不知道,在报纸上看到的。  新京报:你和林父同龄,同为父亲,现在你们都失去了儿子,你对他是否有过同情?  黄国强:我的儿子被毒死了,我的痛苦又有谁知道呢?这个不能划等号,现在他还不愿意承认他儿子做错了事,还在辩护,公检法总是有原则的吧,为什么还不去相信?我不能理解这个事情。  新京报:如果你有机会和林父对话,你最想和他说什么?  黄国强:我只能说,好好教育他剩下的子女,走正道。也请他理解我失去儿子的心痛,将心比心吧,不能光想他自家的事情。      新京报:现在想起黄洋,他在你心里留下最深的一幕是什么?  黄国强:能想起他阳光、开朗的脸,他喜欢给我们讲上海这个大城市,他孝顺,高考的时候,我就告诉他,18岁了,进入大学了,要靠自己了。他也一直是靠自己,读本科,读研究生。家里困难,每次问他要不要钱,他从来不张嘴,次次都说他身上有钱,总是报喜不报忧。  新京报:这些年,你的家庭生活因为这件事发生了哪些改变,可以举一两个例子吗?  黄国强:最大的变化是过节,以前过年前,我和他妈就会想着黄洋哪天到家,现在过年,饭桌上少了一个人,再也没有过节的气氛了,我和他妈妈开始感到孤独。  新京报:现在这个结果,对你而言是尘埃落定或者是解脱吗?还是永远无法解脱?  黄国强:从刑事(案件)的角度看,现在算是尘埃落定了,但算不得解脱,黄洋是我们唯一的儿子,我和他妈妈的孤单会一直持续下去。  新京报:未来,你有什么打算?  黄国强:没什么长远的打算,走一步看一步吧。  文|新京报记者 刘珍妮实习生陈祎  编辑:

原标题:35名官员对抗审查,都耍啥花招?  法制晚报讯(记者 李文姬 张珺 编辑 许腾飞)近日,经中央纪委批准,中央纪委驻环境保护部纪检组对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司长熊跃辉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在通报中提到,熊跃辉严重违反政治纪律,与他人串供,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审查。  据《法制晚报》记者(微信公号:观海内参guanhaineican)梳理,今年中纪委网站纪律审查栏目的通告中,有35例“干扰、妨碍组织审查”或“对抗组织审查”的表述。其中落马的“大老虎”数量较多,有13人为副省部级以上官员。      今年2月,辽宁省纪委对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宋景春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其中提到,宋景春“在组织调查期间,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转移赃款赃物,对抗组织调查”。这是今年首例在通报中出现“对抗组织调查”表述。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在听取巡视工作情况汇报时指出,有的官员公然对抗、妨碍组织审查,形成“拦路虎”。  据《法制晚报》记者(微信公号:观海内参guanhaineican)梳理,今年中纪委网站纪律审查栏目的通告中,共出现35例“干扰、妨碍组织审查”或“对抗组织审查”的表述,在全部554条通告中仅占6.5%,但下半年以来这一表述的出现率明显上升。  具体来看,今年上半年仅有5例,令30起均是集中在今年下半年。仅12月份就有7名对抗组织调查的官员落马。12月3日,据山西省纪委消息,中 共山西省纪委对山西省第十届省委委员、省委巡视组原组长刘向东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经查,刘向东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转移、隐匿大量赃款 赃物,干扰、妨碍组织审查,被依法双开。  今年2月,中央纪委廉政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谢光辉强调,“要把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等行为作为审查重点,对转移赃款赃物、销毁证据,搞攻守同盟、对抗组织审查的行为,纳入依规惩处的重点内容。”      法晚记者(微信公号:观海内参guanhaineican)注意到,在这些与组织对抗的落马官员中,“大老虎”的数量“可观”,35人中有13 人为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占近4成。其中,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杨栋梁、中国第一汽车集团集团董事长徐建一均在此行列。此外,正厅级官员占31%、 副厅级占到26%。  今年7月,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在他的通报中提到,“不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干扰、妨碍组织审查”。  此外,据记者梳理盘点,这些对抗组织审查的官员中,以中央部委、国企的大老虎最多,有6名。而两广、福建地区也出现较多案例,广东人数最多,为5人。  今年7月21日,广东省纪委原副书记、监察厅原厅长钟世坚严重违纪问题被立案审查。经查,钟世坚严重违反政治规矩和审查纪律,干预案件查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等。此外,通报特别提到,钟世坚还存在干扰、妨碍组织审查的行为,与部分行贿 人员串供,并将巨额财物转移藏匿。      据记者(微信公号:观海内参guanhaineican)盘点,这些涉案官员与组织审查“对抗”的方式主要有五种,其中“转移、藏匿赃款赃物”和“订立攻守同盟”是最常见的两种,各为11例和10例。一些官员还会选择串供、伪造隐匿证据或单纯欺骗的方法。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个别干部过分相信攻守同盟,殊不知,这些所谓的攻守同盟,不过是因利而聚,在铁证面前,根本不堪一击。但这也恰恰说明了他们把党纪抛到了九霄云外,连对抗组织调查本身就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都不明白,这是错上加错,必须严惩不贷。  此外,有些官员甚至“多管齐下”,例如,湖北省随州市人大副主任陈家堂在得知组织对其有关违纪违法问题线索进行调查后,伪造、隐匿证据,串供、 转移赃物,隐瞒事实真相,干扰、妨碍、对抗组织审查。在其通报中还有“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表述。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陈家堂被 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在查阅资料过程中记者还注意到一些“歪招”:有人在省纪委对其有关问题进行初核时专门模拟问话,进行串供。2013年8月,四川省蓬安县委原书 记袁菱在网络上被人实名举报,之后她利用手中权力与老板订立攻守同盟,企图对抗组织调查。袁菱把老板一个个叫过来进行“模拟谈话”。不料,事到临头,老板 们还是弃她如敝屣。最终,袁菱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组织调查,随后被免职、开除党籍。今年7月,袁菱因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和行贿罪被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有其他干扰、妨碍组织审查行为的”,可以依照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此外,第五十七条也规 定,对抗组织审查,串供或者伪造、销毁、转移、隐匿证据的、阻止他人揭发检举、提供证据材料的、包庇同案人员的、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掩盖事实的,应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中国纪检监察报》发文称,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充分证明,任何破纪破法者无论使出何种伎俩,都无异于“作茧自缚”、“自陷泥潭”,所 谓的胆子也只不过是自欺欺人、自我壮胆的虚幻泡影,终究逃脱不了党纪国法的严惩。个别干部非但不知悔悟、配合调查、讲清问题,反而心存侥幸,通过各种方式 负隅顽抗。讳疾忌医,拒不治疗,结果必然是病入膏肓。  一些党员干部没有认真学习党纪和国法,凭借主观定性思维不自觉地把公检法和纪委画上等号,用相同的思维和方式对待两者,没有把自己当成组织的 人,反而把自己当成“小偷”,与组织玩“躲猫猫”。在接受调查过程中,对抗到底、死不承认,伪造篡改证据、串供翻供,耍各种伎俩和把戏。  此外,记者在人民日报微信公号发布的《对抗组织调查,罪加一等?》一文中也看到,“对抗组织调查”,对于那些已经被开除党籍的党员干部来说,这 是党组织在最后一次向其敞开大门听取汇报时他们放弃了的最后一次机会。将“对抗组织调查”写进纪律审查的通报,意味着纪委对被调查的党员干部的要求更高、 更严了,在调查时首先是把纪律放在第一位,是“用纪律的语言去描述违纪行为”的典型表现。至于会不会“罪加一等”,那得等移交司法机关之后,由司法机关根 据立案侦查、开庭审理等情况依法作出判决。

真假?网曝李沧一幼儿园16个孩子遭老师虐打  11月17日上午,网友爆料李沧区大苹果幼儿园有16个孩子遭到老师棍棒虐打,其中几名孩童伤情严重,但监控可能拍摄到的监控视频却无故消失,截至目前该幼儿园和李沧区教体部门还没有就此事件做出正面回应。  以下是网友报料原文:  我是一个三岁孩子的妈妈,今年孩子到了入园的年龄,之前看过很多幼儿园老师虐待殴打孩子的新闻跟视频,在我心里真真是一根刺一样,害怕我孩子以后上幼儿园会不会也被这样。我相信很多妈妈跟我有一样的顾虑跟担忧。所以在孩子入园的时候我考虑了种种的因素,选择了现在李沧区收费最贵的幼儿园,大苹果福临万家园。总觉得最贵的价格就会得到最好的照顾,给孩子良好的教育。  转眼孩子入园4个多月了,可是仍不习惯幼儿园的生活,每天哭的死去活来。我总是找自身原因,是不是我太溺爱孩子,幼儿园里相对独立,所以他不喜欢?  但是就在11月13日晚上,我接到孩子班里一个妈妈给我的电话后,我的噩梦随之而来。她在视频监控看到老师把孩子拖出视频监控范围内消失了有5分钟左右。下午接孩子时询问情况,老师跟孩子竟然全部否认上午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回到家中在孩子说手疼后,再三询问,孩子才说是被老师打的,拿棍子打的,事后医院检查软组织挫伤。然后孩子妈妈问,就打过你嘛?孩子就提到了我孩子的名字跟其他几个孩子的名字。孩子妈妈并且嘱咐我询问时耐心点,孩子一开始不会说的,因为她问她孩子的时候,孩子说这是跟老师之间的秘密,不能告诉爸爸妈妈,告诉爸爸妈妈也会挨打和我怕老师打我。挂了电话,我忐忑的问孩子,孩子的回答说没有,我的心稍微有点安慰,可是我还是不放心,我就说那为什么老师刚才给我打电话说,打你不对,不应该打你,让我跟你道歉呢?孩子听后,竟然说出了嗯,老师打我了。我问怎么打你的?孩子说拿棍子打我屁股。我问为什么当时不跟妈妈说,孩子的回答是,我害怕,我害怕老师再打我。你们能理解一个妈妈当听到这样的事实时的心情吗?如同五雷轰顶一样,回想我孩子当初不愿意上学,排斥学校,我竟然严厉的训斥他,斥责他,可是那时候孩子的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不敢去想。我是那么的自责,后悔,悔恨,我竟然自己亲自送孩子去受虐待,去被老师殴打。  于是我们就分头询问了其他的家长,最后反馈回来的结果是让人毛骨悚然的,有13个之多的孩子都被不同程度的殴打并关到黑暗的衣帽间跟厕所里。还有一个宝宝也是相当厌学,跟妈妈说,老师打我我不想去幼儿园。孩子的妈妈竟然说孩子有臆想症,对孩子也是训斥,并且告诉孩子,老师像妈妈一样爱你不会打你,提起这句话,这个孩子的妈妈就心如刀割,悔不当初,为什么不多信任孩子,为什么要把孩子往“火坑”里推,为什么要那么的信任老师。  觉得事态的严重性,家长决定问完孩子后碰面聊一下,结果就是:“你犯错了老师怎么做?把手伸出来,啪啪,走去小黑屋”。“你们不睡觉老师怎么做?不睡觉就给我拿着书包被子滚出去”。“棍子是用来干什么的?用来打手的”。“学校有没有坏人?有。谁是坏人?老师。老师揪我们耳朵”(现在一个被揪耳朵的孩子已经确诊为皮下出血,外力所致,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引起鼓膜炎,严重的会影响听力)。“老师怎么打你?家长蹲下让孩子演示。孩子抬起胳膊,用胳膊肘击打家长的头部”。肘击头部啊,这是个什么样的动作?这是一个多么恶毒的动作?这不是打孩子不是体罚孩子,这是要弄死孩子的做法啊!!!  孩子们的这些回答如同炸雷一样,炸的我们不知所措,炸的我们悲愤不已,炸的我们悔不当初,炸的我们心如刀绞。然而每个家长问孩子为什么不说,原因竟然都是害怕,害怕老师打。可想而知她是把孩子们打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孩子会这么害怕?家长们不约而同的回忆起孩子身上以往出现的红的红青的青的印子,当初竟然糊涂的一致认为是孩子平时玩儿的时候的正常磕碰,可是现在看来,那不是磕碰,是被打的印记啊。就是因为家长愚蠢的一味的信任,导致这么多孩子受到虐打。  我不知道我这两天是怎么过来的。周一清晨我们7个孩子的家长代表忍住了想以暴制暴的想法,一再控制自己的情绪,去与幼儿园沟通此问题。我们要求调出视频监控,虽然孩子被关的房间没有视频监控,可是至少证明孩子在视频里消失了5分钟左右,可是幼儿园的答案是,没有存档,系统更新。  然后安抚我们调查,家长在办公室里坐了6个小时,得到的结果就是三个带班的老师都不承认。所以不能说明孩子被打。换言之也就是老师没有打孩子,那就是我们这些,3.4岁的孩子在撒谎,10几个孩子在不同的家里说出了同样的话,是孩子们之间串通好的,用来污蔑他们可爱可敬的老师的。(来源:

奢侈品牌在华关店成潮 媒体称曾把中国当印钞机

原标题:港媒评奢侈品大牌在华关店潮:曾把中国当印钞机   港媒称,在广州市中心的越秀区,丽柏广场是奢华的象征。  据香港《南华早报》网站12月4日报道,那之后,LV在另外两个内地城市,哈尔滨和乌鲁木齐,又各关了一家门店。  公司称,关闭门店是“营销策略调整”的一部分。  这个策略恰好也被其他许多国际奢侈品牌所用。  报道称,在中国急速扩张10年之后,许多此类大牌都正在减少他们在内地的门店,以适应经济放缓、持续反腐、中国消费者越来越多地到海外购物影响下,热度下降的市场。  总部在上海的市场研究机构财富品质研究院预计,今年,内地奢侈品销售只会增长3%到258亿美元,比正在复苏的环球市场11%的增速要低多了。  该研究院还发现,虽然中国人消费了全球46%的奢侈品,在本市场所购买的只占全球销售的10%,比2012年时的11%和2013年时的13%都有所下跌。  疲弱的增长反映在奢侈品牌的扩张计划上,它们开的新店越来越少,关的旧店则越来越多。  在过去2年中,巴宝莉(Burberry)已经关闭了4家内地门店,蔻驰(Coach)关了2家,爱马仕(Hermes)关了1家,阿玛尼(Armani)5家,普拉达(Prada)则从49家变成33家。  地产咨询公司莱坊上海的Regina Yang说,这种趋势会持续,尤其是在较小的城市。  “现在奢侈品牌不需要在一个城市里开两三家门店。有三家店的会减到一家。”  相似的情形也出现在香港,这个城市对内地游客严重依赖。  今年8月,手表品牌豪雅表(TAG Heuer)关掉了它在铜锣湾的门店,蔻驰则关闭了在中环的旗舰店,他们都说是因为租金太贵而内地游客不断减少。  财富品质研究院院长周婷说:“开店不再是国际奢侈品牌在中国市场扩张的方式了。在未来两年,我们预计这些品牌会比过去关闭更多门店。”  “但如果你认为奢侈品牌在中国采取的完全是防御策略,你可能就错了。关店只是他们在中国进行的全面策略调整的一小部分。”  报道称,在关闭较小的、业绩较差的门店的同时,这些顶级大牌也在投入更多资源,以升级和扩张其他门店,甚至跨界进入不同领域。他们也在建立电商频道,缩小产品在中国和外国市场的价差。  周婷说:“过去,外国奢侈品零售商将中国市场当作印钞机。他们忙着把店开到更多城市。但他们提供的顾客服务和购物体验,远远比不上他们在欧洲的门店。现在他们不得不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第一批奢侈品牌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它们大部分都在大城市的五星级酒店和高级商场开店,目标客户是外国商人、海外华人和政府官员。  2004年,中国政府放松对外国零售商的限制,过去依赖本地经销商的奢侈品牌开始直接参与销售和扩张到商场。  黄金时代在大约2009年的时候到来,富有的中国消费者开始把钱花在高端皮革产品和珠宝上,让中国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奢侈品市场。  受到中国市场的快速增长和巨大潜力鼓舞,奢侈品零售商争先恐后地开店。  环球咨询公司贝恩策略顾问(Bain & Co)估计,2010年1到8月,15个奢侈品牌开了超过80家新的门店。  大品牌的高速扩张也受到商场数量增长的驱动。  地产代理戴德梁行/高纬环球中国的零售服务主管Kenith Kong说:“二三线城市的发展商通过提供非常灵活的租约,吸引大品牌进驻。”  报道称,中国奢侈品市场的分水岭出现在2013年。中国政府启动大规模反腐行动,禁止政府官员收赠礼物。这些开销过去是国内奢侈品消费的主要推动力。  最近,海外购物的快速增长也让零售商们非常担忧。  中国消费者比过去更频繁地出国旅行。现在,他们超过70%的奢侈品开销会花在欧洲、北美、日本和其他价格更低、选择更好、服务更加的国家。  这种需求甚至催生了“代购”,他们通过从外国购买产品,再卖给在国内的客户赚钱。  这些变化都推着奢侈品零售商不得不改变他们的商业模式。  环球地产代理世邦魏理仕研究部主管Frank Chen说:“最近几年,我们注意到,大型奢侈品店的比例有上升的趋势。”  世邦魏理仕发现,2013年1月到2015年7月之间,在8个主要城市,四分之三的奢侈品店的重新装修都是扩张工程。  该公司指,楼面面积超过800平方米的奢侈品店的比例,从2013年的18%,上升到2014的22%。  今年2月,路易威登在北京国贸的门店升级开业。 3000平方米的门店不仅提供各种定制服务,还有书店、艺术展厅和茶艺区。  7月31日,路易威登在杭州西湖岸边开了一家门店,以从不断增长的旅游市场中分一杯羹。  在讨论创新策略的还有古驰(Gucci)。该品牌在上海的iPAM商场开了一家餐厅1921 Gucci。  范思哲(Versace)在上海最昂贵的商场港汇开了一家咖啡馆,巴宝莉的第一家美容院也开在这个商场里。  同时,爱马仕、阿玛尼、D&G预计都将在内地开餐厅和咖啡馆,创造新的收入增长引擎。  世邦魏理仕的Frank Chen说:“这些策略创造以体验消费为基础的新的盈利模式,通过吸引更多购物者在它们的店里逗留更久,还可以增加实体商品卖出去的机会。”  在减少实体店的同时,奢侈大牌也在拥抱电商。  今年10月,卡地亚(Cartier)的中国购物网上线了。一个月之前,蔻驰也暌违3年之后,重返天猫商城。  其他品牌,比如巴宝莉、豪雅表等,都在与本地电商巨头合作,比如阿里巴巴的天猫,以及京东,以在官网之外提供其他网络销售服务。  周婷说:“许多奢侈品牌都已经开始缩小商品在中国和其他市场的价差。”  “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建立一个全面的全球定价体系,以及为他们将来的网络扩张做准备。

本刊记者 孙爱民实习生 池文丽/文  因为得了肺炎,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居民朱易(化名)才想起来带六个月大的儿子去打肺炎疫苗。  原计划等孩子1岁以后再注射肺炎疫苗,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朱易追悔莫及,儿子肺炎康复后一个月,立即四处打听肺炎疫苗,可当时,深圳市公立医院针对2岁以下儿童的7价肺炎结合疫苗已售罄。  “我在小区附近方圆几十公里的大医院、社区医院都打听了一遍,都说7价疫苗没有货了。”朱易对肺炎心有余悸,不敢大意,只好联系在香港的朋友帮忙挂号、安排行程带儿子去注射肺炎疫苗。  2015年10月中旬,朱易的儿子在香港完成了3针肺炎疫苗注射,“花了2700港元,每次交通费是100港元,算起来跟国内疫苗价格差不多”。  在一些妈妈圈社交网站上,带孩子到香港注射肺炎疫苗成为热议话题。原因是,今年4月,作为中国唯一针对2岁以下婴幼儿的肺炎结合疫苗——“沛儿”的供应商,辉瑞中国宣布暂停该疫苗在中国的业务:不再继续供货,撤掉原有200多名员工的营销部门。半年多以来,全国各地相继出现该疫苗断档的状况。  “沛儿”断档,新的替代品尚在临床试验阶段,上市时间难以预测,而同规格的国产疫苗与“沛儿”的替代品相比更是遥遥无期。数千万2岁以下中国儿童失去了本来拥有的选择最佳免疫注射计划的机会,而这种情况或许将持续数年。  与朱易同城的施秩兰带孩子去香港之前,先通过微博和网页搜索到目标医院的电话,做过咨询之后进行了预约。第一次带孩子到境外注射疫苗的施秩兰还是不放心,又在微博上与网名为“疫苗与科学”的专家进行了详细咨询。6月中旬,施秩兰带孩子赴香港医院打肺炎疫苗,体检加接种平均每一针770港元。  住在哈尔滨的一位妈妈为了儿子免遭肺炎侵害,与朋友组团到香港注射了肺炎疫苗,“往返交通一次大概2万元,两针花了3000港元。”  带孩子赴港注射肺炎疫苗,并不是一种时尚,而是一种无奈之举。  从今年上半年开始,国内唯一针对2岁以下婴幼儿接种的7价肺炎结合疫苗相继在大部分地区缺货,部分仍有存货的私立医院也将注射费用炒至万元以上。  “断档”的疫苗名为“沛儿”(Prevenar,全称是7价肺炎球菌荚膜多糖结合疫苗),由美国辉瑞制药公司旗下的惠氏公司供应。  辉瑞中国企业沟通部总监席庆瑞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在中国的进口许可证已经过期,并且提交的续期申请未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下称食药监总局)的批准,“沛儿”在中国的供应停滞,7价疫苗的替代品13价肺炎球菌结合疫苗在中国仍处于临床注册阶段,该产品上市日期还难以预测。  7价肺炎结合疫苗(Prevenar-7)与13价肺炎结合疫苗(Prevenar-13),均是针对2岁以下婴幼儿的肺炎球菌结合疫苗。后者是前者的升级版,覆盖了最常见的13种血清型肺炎球菌,覆盖率高达73%,可预防肺炎球菌所引起的疾病,包括肺炎、中耳炎、败血病及脑膜炎等。  二者共同的敌人肺炎球菌,是2岁以下婴幼儿的健康大敌。  1881年,科学家分别在法国和美国患者的痰液中分离出肺炎球菌,这种细菌定植于呼吸道黏膜上,可引发侵袭性肺炎球菌疾病和非侵袭性肺炎球菌疾病。  世界卫生组织(WHO)统计显示,肺炎球菌导致的侵袭性肺炎每年使160万人死亡,其中包括100万5岁以下的儿童。它也是导致中国儿童和老年人发病和死亡的重要病原菌之一。中国1月龄至59月龄儿童每年有174万例肺炎球菌疾病,其中3万例死亡。  由于幼儿免疫功能不完善,患上肺炎的几率很大,且重症肺炎病例多,致死率也很高,相比较大年龄段的孩子来说,在婴儿阶段,由肺炎链球菌引起的细菌感染性肺炎发病率更高。  北京武装警察部队总医院的一项研究显示,研究人员对2007年1月至2009年1月儿童下呼吸道感染的痰及咽拭子培养结果进行分析,发现肺炎球菌的检出率为15.64%,是最常见的病原菌。  在疫苗出现之前,人类对于肺炎球菌只能被动治疗。但如今,肺炎球菌对目前抗菌药物产生了耐药性,在5岁以下儿童和65岁以上老龄患者中,肺炎球菌性疾病的病死率仍高达50%。  Prevenar-7的面世,是预防该疾病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于2000年在美国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批准上市,同一年入选儿童免疫规划。2008年10月,Prevenar-7登陆中国,取名“沛儿”,全国近60个城市的疫苗接种点可以接种。  然而,自从2014年1月份最后一批7价肺炎疫苗之后,惠氏再也没往国内出过货。最后一批7价疫苗将在2016年5月以后过期,如果没有相应的措施,届时全国2岁以下的儿童将没有肺炎疫苗可打,而这种状态有可能持续四到五年。  “沛儿”的注册证于2013年5月12日到期,辉瑞公司于2012年11月就提交了进口再注册申请,未获批准。席庆瑞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未透露再注册未获批的原因,并表示辉瑞中国已经在今年上半年撤掉了“菲儿”在中国的营销团队。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对《财经》记者分析的原因是,食药监总局认为现在各国已经普遍在使用13价疫苗,再注册7价疫苗意义不大。  辉瑞的13价肺炎结合疫苗已经在120多个国家普遍使用,完全可以进入中国市场来取代7价疫苗。不过,按程序,13价肺炎结合疫苗进入中国市场前还得做三期临床试验。席庆瑞称,在准备进入国内市场后,13价疫苗的临床试验从2012年便开始进行了,“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对此,一位免疫系统人士分析,食药监总局拒绝“沛儿-7”的合格证书再申请,并迟迟不予批准“沛儿-13”疫苗,或许是要为国产13价肺炎疫苗争取时间。  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疫苗研发企业难以在肺炎结合疫苗上有所建树。不同于普通化学药品的研发,肺炎疫苗是一个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的领域。  目前,肺炎球菌疫苗有两种工艺:第一种是多糖工艺疫苗,就是用肺炎球菌细胞壁表面的多糖做的疫苗,比如默沙东生产的23价肺炎球菌多糖疫苗,覆盖了90%的侵袭性肺炎球菌血清型,但对婴幼儿效果不好,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尚未发育成熟;第二种便是结合工艺疫苗,是把细菌细胞壁表面多糖和蛋白载体结合,这种疫苗适用于全人群,弥补了多糖疫苗对婴幼儿效果不佳的遗憾。  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主管医师陶黎纳分析,结合疫苗针对的菌型越多,保护效果就越好,但其副反应可能越大,技术难度和生产成本也越高。“每个菌型的多糖成分性质上都略有差异,那么多型别要结合一个蛋白质或者载体,温度、时间、PH值不一样,都会有很大的差异,需要反复调整。即使是单个型别成功了,合在一起又是另外的技术难题。”  13价肺炎球菌结合疫苗正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疫苗之一,该疫苗的制备过程包含13种血清型多糖、1种或多种载体蛋白的培养及纯化。  “13价肺炎球菌结合疫苗开发过程中在制备工艺、质量控制、临床前动物上的免疫效果评价和临床效果评价等方面都有一些技术难点,并且各个阶段工作量都很大。只有有限几个公司能够开发。” 北京科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研发总监高强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  国内有四家企业研发的13价肺炎疫苗已进入临床申报程序,北京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科兴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云南玉溪沃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先后获得食药监总局颁发的《药物临床试验批件》。  然而,在陶黎纳看来,尽管取得了临床批件,距离产品上市至少还需要五年的时间。  按照国内疫苗上市的流程,研发企业在获得临床批件后,要在三年内开展I期—III期临床研究;在临床试验通过后,进行试生产与正式生产、完善生产工艺和质量标准及其检定方法后,申请生产批件,同时按有关规定完成临床试验、制品长期稳定性研究和国家食药监总局要求进行的其他工作。  之后,疫苗企业需要申请GMP证书、产品批签发证书,若产品上市后有工艺变更还要进行备案或者补充申请;在产品上市销售后,还要进行IV期临床研究与ADR不良反应监控。  肺炎疫苗产品本身的工艺复杂,批间差异较难控制,而且疫苗成分相比一般疫苗要复杂,发生一般性副反应的几率也大。这些都会给药监部门带来很大的监管压力,从临床、生产批文、GMP到批签发,每一步都可能会比一般的疫苗品种走得更为艰难。  上述业内人士也称,难以预测中国儿童什么时候能注射上国产的13价肺炎疫苗。“在中国,即便拿到生产批件,与有生产能力是两回事;看到临床受理,公众就更没有必要那么激动,肺炎疫苗的产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且远比一般疫苗品种的路要长得多。”  “沛儿-7”已经在中国退市,“沛儿-13”的上市尚无时间表,国产13价疫苗遥遥无期,中国针对2岁以下婴幼儿的肺炎结合疫苗面临长期的断档,谁之责?  在疾控中心工作的陶黎纳,近半年感受到了不少家长的抱怨,“没有疫苗可打,上海的儿童家长都把怨气算在了疾控中心头上”。  按照《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规定,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全国疫苗的质量和流通的监督管理工作,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制定本地区第一类疫苗的使用计划。后者的工作人员向《财经》记者表示,该部门不负责像肺炎疫苗这样的二类疫苗的统筹与调配。  《财经》记者向食药监总局发去采访函,询问2岁儿童肺炎疫苗断档的状况,以及13价肺炎疫苗的审批情况。负责新闻宣传的工作人员表示12月15日已将采访函转至有关司局。  然而,截至记者发稿,尚未收到回复。  上述疾控系统人士抱怨,肺炎疫苗断档的事,食药监总局应该负主要责任,“他们没有考虑到市场的需求,没有制定一个应急方案,让几千万儿童家长失去了选择的机会,不让这些儿童注射世界上其他地方都公认的合格疫苗,是很不合理的。”  据《财经》记者了解,WHO在对辉瑞13价肺炎结合疫苗的立场书中认为,目前已上市的肺炎球菌结合疫苗是安全有效的;新的肺炎球菌结合疫苗所覆盖的血清型要多于最早获批的“沛儿-7”。并提出建议,全球各国均应将肺炎球菌结合疫苗纳入本国的儿童免疫接种规划。特别是那些儿童死亡率高的国家,应该将引进多抗原肺炎球菌结合疫苗作为国家免疫规划中的高优先项目。  中国在以前也出现过疫苗断档的事件。2010年因《药典》修订,葛兰素史克公司的麻腮风疫苗、水痘疫苗,巴斯德公司的狂犬病疫苗等,都因为不符合《药典》对疫苗某些指标的规定而退出中国。  对于目前的状况,陶黎纳建议,审批部门为肺炎疫苗的审批开辟绿色通道、加速审批,“食药监总局对于要批的把关趋于严格,但对于疫苗可以网开一面,毕竟中国的疫苗领域相对还是比较规范的,而且沛儿-13已经在国外上市了”。  不过,在无国界医生病者有其药项目主任陈又丁看来,疫苗领域内的垄断使得全球疫苗供应处于一种不安全的状况,“总是有三四家跨国药企垄断大多数疫苗的大部分市场”。  《财经》记者查询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的批检批签发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共批签发“沛儿”疫苗534366。如果按中标价格680元计算,“沛儿”仅在2013年便为辉瑞取得了3.98亿元的销售额。  全球目前有70多家疫苗生产公司,而其中中国有40多家。陈又丁表示,中国是最有实力、最有潜力打破垄断的国家,应该改变疫苗的供应格局,打破垄断。  “在保证疫苗的安全性与有效性的前提下,食药监总局应该鼓励竞争者,为急需的疫苗审批提供绿色通道,加快审批程序,保证药品的可及性。”陈又丁说。  原标题:肺炎疫苗断档  本文刊发于2015年12月21日出版的《财经》杂志责任编辑:

原标题:黄洋之父:案子了结,失去孩子痛苦很难结束  备受社会关注的“复旦大学医学院学生投毒案”尘埃落定,罪犯林森浩今天被依法执行死刑。这个结果,受害者黄洋的家人等了两年。  今天,新京报记者专访了黄洋的父亲黄国强。至今,黄国强仍然不能接受独子去世的现实。他说他不原谅林森浩,但不怨恨林森浩的家人。  面对未来,黄国强说,“没什么长远的打算,走一步看一步吧。”      新京报:林森浩被执行死刑,这个结果,是你等待了3年多的“公正的判决”吗?  黄国强:这是法律判的,是公正的,这个结果我不意外,算是对黄洋亡灵的告慰,对我和他妈妈来说是慰藉。  新京报:听到这个消息后,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黄国强:最先告诉了黄洋的外公,老人家92岁了,一直在关注这个事情,他听到后也踏实了。  新京报:如果让你用几个关键词来总结一下这3年的感受和经历,你会想起哪些词?  黄国强:恍惚吧,不能回忆这种经历,到现在也不能相信这个事实(黄洋被毒死)的存在,觉得孩子还在,但又不能不面对。  新京报:此前死刑核准的阶段,对于你而言是不是等得太久了?  黄国强:太久了,一年多了,过程相当痛苦和煎熬,总在想,这个事情(死刑核准)怎么到现在还没下来。  新京报:担心结果发生变化和反转?  黄国强:这个没有担心过,因为我们经常打电话给法院的主管法官,他们回复说要相信他们会依法办事,我也确信。  新京报:对你来说,这场痛苦的经历了结了?  黄国强:(案子)算是一种了结吧,但失去孩子的痛苦很难结束,现在看着黄洋的照片,都会想到他在医院的那十多天,病情一天天恶化,我又做不了什么,觉得愧对孩子。      新京报:上海复旦大学177名学生曾联名要求为林森浩免死,对你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现在释怀了吗?  黄国强:过去有很多人给林森浩求饶,当时很不能接受,现在也不在意了,毕竟很多人站的角度不同,对案件侦破、审判的情况不了解。  新京报:昨天林森浩的叔叔去过你在四川荣县的家里,他们希望求得你们的谅解。  黄国强:我去了乡下,没有见他,我不能原谅,因为从黄洋中毒到去世,对我们的打击太大,他(林森浩)的手段太残忍了。  新京报:这几年里,你的心里有没有想过原谅林森浩,哪怕是一闪念的?  黄国强:没有,想起黄洋在医院的情况,就很难原谅。黄洋在抢救阶段,林森浩几次去看望他时都知道他的病情,但一直不说出实情。这让我怎么相信,怎么原谅?  新京报:你曾说过,只怨恨林森浩一人,不怨及他的家人,现在也是这样的想法吗?  黄国强:现在还是这样,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毕竟罪是林森浩犯的,也不是他父亲,一审、二审我都是这个态度。  新京报:至今,和林森浩的父亲好好交流过吗?  黄国强:一审后在上海一个小旅馆里,我看见他了,没怎么说话。后来他也来过荣县,我们也不知道,在报纸上看到的。  新京报:你和林父同龄,同为父亲,现在你们都失去了儿子,你对他是否有过同情?  黄国强:我的儿子被毒死了,我的痛苦又有谁知道呢?这个不能划等号,现在他还不愿意承认他儿子做错了事,还在辩护,公检法总是有原则的吧,为什么还不去相信?我不能理解这个事情。  新京报:如果你有机会和林父对话,你最想和他说什么?  黄国强:我只能说,好好教育他剩下的子女,走正道。也请他理解我失去儿子的心痛,将心比心吧,不能光想他自家的事情。      新京报:现在想起黄洋,他在你心里留下最深的一幕是什么?  黄国强:能想起他阳光、开朗的脸,他喜欢给我们讲上海这个大城市,他孝顺,高考的时候,我就告诉他,18岁了,进入大学了,要靠自己了。他也一直是靠自己,读本科,读研究生。家里困难,每次问他要不要钱,他从来不张嘴,次次都说他身上有钱,总是报喜不报忧。  新京报:这些年,你的家庭生活因为这件事发生了哪些改变,可以举一两个例子吗?  黄国强:最大的变化是过节,以前过年前,我和他妈就会想着黄洋哪天到家,现在过年,饭桌上少了一个人,再也没有过节的气氛了,我和他妈妈开始感到孤独。  新京报:现在这个结果,对你而言是尘埃落定或者是解脱吗?还是永远无法解脱?  黄国强:从刑事(案件)的角度看,现在算是尘埃落定了,但算不得解脱,黄洋是我们唯一的儿子,我和他妈妈的孤单会一直持续下去。  新京报:未来,你有什么打算?  黄国强:没什么长远的打算,走一步看一步吧。  文|新京报记者 刘珍妮实习生陈祎  编辑:

原标题:35名官员对抗审查,都耍啥花招?  法制晚报讯(记者 李文姬 张珺 编辑 许腾飞)近日,经中央纪委批准,中央纪委驻环境保护部纪检组对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司长熊跃辉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在通报中提到,熊跃辉严重违反政治纪律,与他人串供,订立攻守同盟,对抗组织审查。  据《法制晚报》记者(微信公号:观海内参guanhaineican)梳理,今年中纪委网站纪律审查栏目的通告中,有35例“干扰、妨碍组织审查”或“对抗组织审查”的表述。其中落马的“大老虎”数量较多,有13人为副省部级以上官员。      今年2月,辽宁省纪委对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原院长宋景春涉嫌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其中提到,宋景春“在组织调查期间,与他人订立攻守同盟,转移赃款赃物,对抗组织调查”。这是今年首例在通报中出现“对抗组织调查”表述。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曾在听取巡视工作情况汇报时指出,有的官员公然对抗、妨碍组织审查,形成“拦路虎”。  据《法制晚报》记者(微信公号:观海内参guanhaineican)梳理,今年中纪委网站纪律审查栏目的通告中,共出现35例“干扰、妨碍组织审查”或“对抗组织审查”的表述,在全部554条通告中仅占6.5%,但下半年以来这一表述的出现率明显上升。  具体来看,今年上半年仅有5例,令30起均是集中在今年下半年。仅12月份就有7名对抗组织调查的官员落马。12月3日,据山西省纪委消息,中 共山西省纪委对山西省第十届省委委员、省委巡视组原组长刘向东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经查,刘向东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转移、隐匿大量赃款 赃物,干扰、妨碍组织审查,被依法双开。  今年2月,中央纪委廉政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谢光辉强调,“要把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等行为作为审查重点,对转移赃款赃物、销毁证据,搞攻守同盟、对抗组织审查的行为,纳入依规惩处的重点内容。”      法晚记者(微信公号:观海内参guanhaineican)注意到,在这些与组织对抗的落马官员中,“大老虎”的数量“可观”,35人中有13 人为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占近4成。其中,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杨栋梁、中国第一汽车集团集团董事长徐建一均在此行列。此外,正厅级官员占31%、 副厅级占到26%。  今年7月,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在他的通报中提到,“不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干扰、妨碍组织审查”。  此外,据记者梳理盘点,这些对抗组织审查的官员中,以中央部委、国企的大老虎最多,有6名。而两广、福建地区也出现较多案例,广东人数最多,为5人。  今年7月21日,广东省纪委原副书记、监察厅原厅长钟世坚严重违纪问题被立案审查。经查,钟世坚严重违反政治规矩和审查纪律,干预案件查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等。此外,通报特别提到,钟世坚还存在干扰、妨碍组织审查的行为,与部分行贿 人员串供,并将巨额财物转移藏匿。      据记者(微信公号:观海内参guanhaineican)盘点,这些涉案官员与组织审查“对抗”的方式主要有五种,其中“转移、藏匿赃款赃物”和“订立攻守同盟”是最常见的两种,各为11例和10例。一些官员还会选择串供、伪造隐匿证据或单纯欺骗的方法。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个别干部过分相信攻守同盟,殊不知,这些所谓的攻守同盟,不过是因利而聚,在铁证面前,根本不堪一击。但这也恰恰说明了他们把党纪抛到了九霄云外,连对抗组织调查本身就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都不明白,这是错上加错,必须严惩不贷。  此外,有些官员甚至“多管齐下”,例如,湖北省随州市人大副主任陈家堂在得知组织对其有关违纪违法问题线索进行调查后,伪造、隐匿证据,串供、 转移赃物,隐瞒事实真相,干扰、妨碍、对抗组织审查。在其通报中还有“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表述。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陈家堂被 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在查阅资料过程中记者还注意到一些“歪招”:有人在省纪委对其有关问题进行初核时专门模拟问话,进行串供。2013年8月,四川省蓬安县委原书 记袁菱在网络上被人实名举报,之后她利用手中权力与老板订立攻守同盟,企图对抗组织调查。袁菱把老板一个个叫过来进行“模拟谈话”。不料,事到临头,老板 们还是弃她如敝屣。最终,袁菱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组织调查,随后被免职、开除党籍。今年7月,袁菱因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和行贿罪被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有其他干扰、妨碍组织审查行为的”,可以依照规定从重或者加重处分。此外,第五十七条也规 定,对抗组织审查,串供或者伪造、销毁、转移、隐匿证据的、阻止他人揭发检举、提供证据材料的、包庇同案人员的、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掩盖事实的,应给予 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中国纪检监察报》发文称,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充分证明,任何破纪破法者无论使出何种伎俩,都无异于“作茧自缚”、“自陷泥潭”,所 谓的胆子也只不过是自欺欺人、自我壮胆的虚幻泡影,终究逃脱不了党纪国法的严惩。个别干部非但不知悔悟、配合调查、讲清问题,反而心存侥幸,通过各种方式 负隅顽抗。讳疾忌医,拒不治疗,结果必然是病入膏肓。  一些党员干部没有认真学习党纪和国法,凭借主观定性思维不自觉地把公检法和纪委画上等号,用相同的思维和方式对待两者,没有把自己当成组织的 人,反而把自己当成“小偷”,与组织玩“躲猫猫”。在接受调查过程中,对抗到底、死不承认,伪造篡改证据、串供翻供,耍各种伎俩和把戏。  此外,记者在人民日报微信公号发布的《对抗组织调查,罪加一等?》一文中也看到,“对抗组织调查”,对于那些已经被开除党籍的党员干部来说,这 是党组织在最后一次向其敞开大门听取汇报时他们放弃了的最后一次机会。将“对抗组织调查”写进纪律审查的通报,意味着纪委对被调查的党员干部的要求更高、 更严了,在调查时首先是把纪律放在第一位,是“用纪律的语言去描述违纪行为”的典型表现。至于会不会“罪加一等”,那得等移交司法机关之后,由司法机关根 据立案侦查、开庭审理等情况依法作出判决。

真假?网曝李沧一幼儿园16个孩子遭老师虐打  11月17日上午,网友爆料李沧区大苹果幼儿园有16个孩子遭到老师棍棒虐打,其中几名孩童伤情严重,但监控可能拍摄到的监控视频却无故消失,截至目前该幼儿园和李沧区教体部门还没有就此事件做出正面回应。  以下是网友报料原文:  我是一个三岁孩子的妈妈,今年孩子到了入园的年龄,之前看过很多幼儿园老师虐待殴打孩子的新闻跟视频,在我心里真真是一根刺一样,害怕我孩子以后上幼儿园会不会也被这样。我相信很多妈妈跟我有一样的顾虑跟担忧。所以在孩子入园的时候我考虑了种种的因素,选择了现在李沧区收费最贵的幼儿园,大苹果福临万家园。总觉得最贵的价格就会得到最好的照顾,给孩子良好的教育。  转眼孩子入园4个多月了,可是仍不习惯幼儿园的生活,每天哭的死去活来。我总是找自身原因,是不是我太溺爱孩子,幼儿园里相对独立,所以他不喜欢?  但是就在11月13日晚上,我接到孩子班里一个妈妈给我的电话后,我的噩梦随之而来。她在视频监控看到老师把孩子拖出视频监控范围内消失了有5分钟左右。下午接孩子时询问情况,老师跟孩子竟然全部否认上午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回到家中在孩子说手疼后,再三询问,孩子才说是被老师打的,拿棍子打的,事后医院检查软组织挫伤。然后孩子妈妈问,就打过你嘛?孩子就提到了我孩子的名字跟其他几个孩子的名字。孩子妈妈并且嘱咐我询问时耐心点,孩子一开始不会说的,因为她问她孩子的时候,孩子说这是跟老师之间的秘密,不能告诉爸爸妈妈,告诉爸爸妈妈也会挨打和我怕老师打我。挂了电话,我忐忑的问孩子,孩子的回答说没有,我的心稍微有点安慰,可是我还是不放心,我就说那为什么老师刚才给我打电话说,打你不对,不应该打你,让我跟你道歉呢?孩子听后,竟然说出了嗯,老师打我了。我问怎么打你的?孩子说拿棍子打我屁股。我问为什么当时不跟妈妈说,孩子的回答是,我害怕,我害怕老师再打我。你们能理解一个妈妈当听到这样的事实时的心情吗?如同五雷轰顶一样,回想我孩子当初不愿意上学,排斥学校,我竟然严厉的训斥他,斥责他,可是那时候孩子的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不敢去想。我是那么的自责,后悔,悔恨,我竟然自己亲自送孩子去受虐待,去被老师殴打。  于是我们就分头询问了其他的家长,最后反馈回来的结果是让人毛骨悚然的,有13个之多的孩子都被不同程度的殴打并关到黑暗的衣帽间跟厕所里。还有一个宝宝也是相当厌学,跟妈妈说,老师打我我不想去幼儿园。孩子的妈妈竟然说孩子有臆想症,对孩子也是训斥,并且告诉孩子,老师像妈妈一样爱你不会打你,提起这句话,这个孩子的妈妈就心如刀割,悔不当初,为什么不多信任孩子,为什么要把孩子往“火坑”里推,为什么要那么的信任老师。  觉得事态的严重性,家长决定问完孩子后碰面聊一下,结果就是:“你犯错了老师怎么做?把手伸出来,啪啪,走去小黑屋”。“你们不睡觉老师怎么做?不睡觉就给我拿着书包被子滚出去”。“棍子是用来干什么的?用来打手的”。“学校有没有坏人?有。谁是坏人?老师。老师揪我们耳朵”(现在一个被揪耳朵的孩子已经确诊为皮下出血,外力所致,如果不及时治疗会引起鼓膜炎,严重的会影响听力)。“老师怎么打你?家长蹲下让孩子演示。孩子抬起胳膊,用胳膊肘击打家长的头部”。肘击头部啊,这是个什么样的动作?这是一个多么恶毒的动作?这不是打孩子不是体罚孩子,这是要弄死孩子的做法啊!!!  孩子们的这些回答如同炸雷一样,炸的我们不知所措,炸的我们悲愤不已,炸的我们悔不当初,炸的我们心如刀绞。然而每个家长问孩子为什么不说,原因竟然都是害怕,害怕老师打。可想而知她是把孩子们打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孩子会这么害怕?家长们不约而同的回忆起孩子身上以往出现的红的红青的青的印子,当初竟然糊涂的一致认为是孩子平时玩儿的时候的正常磕碰,可是现在看来,那不是磕碰,是被打的印记啊。就是因为家长愚蠢的一味的信任,导致这么多孩子受到虐打。  我不知道我这两天是怎么过来的。周一清晨我们7个孩子的家长代表忍住了想以暴制暴的想法,一再控制自己的情绪,去与幼儿园沟通此问题。我们要求调出视频监控,虽然孩子被关的房间没有视频监控,可是至少证明孩子在视频里消失了5分钟左右,可是幼儿园的答案是,没有存档,系统更新。  然后安抚我们调查,家长在办公室里坐了6个小时,得到的结果就是三个带班的老师都不承认。所以不能说明孩子被打。换言之也就是老师没有打孩子,那就是我们这些,3.4岁的孩子在撒谎,10几个孩子在不同的家里说出了同样的话,是孩子们之间串通好的,用来污蔑他们可爱可敬的老师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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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6-02-01 08:19:05